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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所知道的牵马岭兵变
人气:512  时间:2017/1/24 14:36:01  

       “牵马岭兵变”是营口地区解放战争史上一次重要事件,是一起由混入革命队伍的日伪警察、国民党特务组织策划的反革命兵变。

       《营口春秋》期刊曾经对我父亲进行采访,也许因为父亲年事已高(今年89岁),记忆模糊,使一些关于“牵马岭兵变”的细节没有完全讲出来,关键情节和人物也出现了张冠李戴的现象。所以,我将我所知道的“牵马岭兵变”记述出来,借贵刊讲述一下。

       “牵马岭兵变”共有七八十人逃离队伍,带走长短枪四十余支,使革命队伍受到重大损失。我的父亲亲身经历了事件的整个过程,是“牵马岭兵变”事件负伤的两位战士之一,这次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骨干,就来自父亲所在的班。

       我虽不是“牵马岭兵变”的亲历者,但小时候多次听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聊起“牵马岭兵变”,特别是“文革”期间,常有部队组织部门来找父亲核实其战友的历史问题,听到父亲讲述“牵马岭兵变”的故事不止十几次;另外,“牵马岭兵变”的另一亲历者,和父亲一起负伤的赵彦斌(原盖州陈屯公社干部,陈屯和平村人),前些年每年都来我们家两三次探望父亲,每次吃饭喝酒的时候,都要讲述让他俩刻骨铭心的“牵马岭兵变”。所以,我对“牵马岭兵变”的主要人物和过程,至今还记忆犹新,但也不敢说没有任何偏差。我只是想把我小时候听到的一些情节整理出来,供读者从众多有关杨运烈士的事迹材料中去伪存真,力争还原一个真实的“牵马岭兵变”。

       父亲叫程维家,1927年生,19459月参加革命,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长期在辽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,1947年到辽南军政干校学习,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171师任职,曾任辽东军区司令部武装科巡视组组长,1950年参与组建了盖平县武装部,1980年从盖县九寨供销社离休。

 

走上革命道路

 

       父亲出生于复县(今瓦房店市)土城子镇富大村,由于家境贫寒,他只在熊岳读了六年国小。那时二伯父在熊岳的一所日本学校当杂役,父亲年龄还小,就跟着二伯父去玩,看到墙壁上有一个“红按钮”,便好奇地摆弄,不小心弄响了学校的电铃,因此被日本校长狠狠地抽了两个耳光,打得父亲鼻口窜血,从此,父亲恨透了日本鬼子。

       1945815日,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。920日,父亲听说在家附近里山站(里山站,位于今九垄地镇西大营村东侧,唐岭村西北侧)的日本人都跑了,跑去一看,真没人。于是又和同村的徐姓小伙子一起去了熊岳城,看到熊岳城的几户日本住宅也是空无一人,他们确信了日本鬼子投降的准确消息后,心里无比高兴。

       他俩回来途经熊岳火车站,正赶上万福县熊岳区区长、共产党员杨运带领几个人在那里招兵,组建地方武装——熊岳保安团。父亲当时瞒着奶奶,和徐姓小伙子一起报了名,参加了革命队伍。那年父亲18岁。

 

“牵马岭兵变”

 

       1946年腊月,杨运带领熊岳保安团150人左右到盖平县城(今盖州市)与盖平保安团汇合,两支队伍共有300多人,杨运和盖平县副县长李梦准备带领队伍,取道牵马岭通过汤池镇,转战到大石桥地区。

       队伍征用了一批马车运兵。当行至今盖州市高屯镇牵马岭村时,已经天黑。于是,领导决定在这里安营扎寨,父亲和几位战士被安排在一家大车店里住宿。小山村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,也引来了不少村民前来观望。大车店的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,卸车的卸车,搬东西的搬东西,喂牲口的喂牲口,做饭的做饭。这时,一个车夫和一个戴着瓜皮帽,一副地主模样的人吵了起来,惊扰了杨运区长。杨运上前问车夫是怎么回事,车夫说:“他问我队伍上哪去,我说不知道,他黏糊糊地追问,没完没了,还把我的手抓破出了血。”杨运听后,上前一把抓住那个戴瓜皮帽的人,将那个人好顿训斥。

       这家大车店规模很大,坐北朝南,分为东西两屋,东屋是一个房间,西屋是两个房间,都是南北大炕,西屋两个房间的墙壁是半截土墙,有门。我父亲被分配住在西屋的里屋。东屋住着杨运、李梦,还有保安团的领导孙波、孙涛等人。

       吃晚饭的时候,我父亲是在西屋的里屋炕上吃的,地下放着一张小方桌,我父亲所在班的班长王严飞和班里的几个战士,一边吃饭,一边鬼鬼祟祟地窃窃私语。这引起了父亲的警觉,父亲当时想他们一定是在酝酿开小差的事,就特别留意他们。由于行军劳累,吃完饭后大家早早上炕睡觉休息,但我父亲班里的那几个人还在地下交头接耳、嘀嘀咕咕,我父亲盯着他们几个人,想听清他们究竟说些什么,这引起了班长王严飞的怀疑。于是,他把另一个战士调到了里屋,把我父亲撵到了外屋的南炕上睡,并和同班战士赵彦斌挤在一起。为了防止突发事件,队伍规定大家都和衣而卧,一颠一倒抱着枪睡觉。但排长刘玉没有睡,他坐在窗台上,摆弄着机枪。刘排长是山东人,三十三四岁,会武术,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干部,非常有斗争经验,队伍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,他都特别警觉,总是和机枪形影不离。

       大约晚上九十点钟,万籁俱寂,突然“啪”的一声枪响,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。父亲的第一反应就是有国民党军队偷袭,便一轱辘爬起来,提着枪就冲到了院子里,准备战斗。这时,战士们有的从门跑出来,有的从窗户跳出来,有的躲在墙角,搜寻着枪响的方位。此刻,杨运躲在东屋门后,端着枪观察着枪响方向的动静,随后,带领孙波、孙涛等人直奔西屋,不一会儿,西屋的一些人也跑到了院子里。那天晚上应该是农历十五左右,天空有一轮明月。

       这时,杨运区长站在门口大声喊:“不要乱,不要乱,没事了,都回屋吧!”当父亲听到喊声想回屋的时候,感觉腿好像不受支配,他拄着枪,身体倚着大车,用手一摸小腿,顿时感觉手上有一种热乎乎和黏糊糊的东西,借着月光一看,满手都是鲜血,父亲便大声喊:“我受伤了!”听到喊声,几个战士迅速跑了过来,将父亲搀扶到了屋里。刚一进屋,父亲就听到西屋有人惨叫,原来是挨着父亲睡觉的赵彦斌也负了伤,双腿都被子弹打穿了,伤势很重,父亲是左小腿贯通伤。

       后来,排长刘玉向父亲和领导们讲述了枪响的真相。当天晚上,计划谋反的班长王严飞说有事要和他商量,请他到西屋去一趟。刘玉一进屋,关志勇(今熊岳镇镶黄旗村人)就用枪逼住了他,旁边还有人用大刀和匕首对着他,他想大喊示警,却被王严飞用手从身后把嘴捂住。排长刘玉练过武功、身手敏捷,情急之下,他用左手一划拉,抡着机枪一个箭步冲向了屋外。这时,端着枪的关志勇扣动了扳机。

       原来,这些暴徒让刘排长进里屋,是想抢夺机枪,然后谋反。就是这发子弹划破了刘排长的棉袄,穿透了赵彦斌的双腿及父亲的小腿。

       听到枪响,杨运区长迅速带人冲进西屋,看到现场一片混乱,一时也弄不清真相,没法动手。王严飞、关志勇等暴乱分子趁机逃脱。

       杨运一边命令队伍紧急集合,一边清点人数,组织救治伤员,并对脱逃人员进行登记。当天晚上,包括叛乱分子王严飞、关志勇等人和一些不明真相、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在内,共有七八十人逃离队伍,带走长短枪四十余支,队伍受到了重大损失。

       父亲所在的班只剩下他和赵彦斌两名战士。第二天,又有几个战士逃离队伍,其中就有杨运的警卫员小付,他携带两支手枪脱离队伍。据父亲讲,杨运的上一任警卫员名叫戴群,小付当警卫员时间很短,所以只知道姓,却不知道名字。

       后来,参与叛乱的人有的参加了国民党军队,有的当了土匪。逃离那些人大部分是伪满洲国时期的伪警察、原国民党军队的兵痞,还有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。他们企图利用国民党军队进犯营口的“有利时机”,组织发起叛乱,然后拉着队伍投靠国民党军队。

 

惩奸除恶

 

       叛乱发生后,杨运区长迅速控制了局面,稳定了队伍。他一边带领队伍同国民党军队周旋,一边组织力量抓捕叛乱分子。

       父亲和赵彦斌在医院治疗期间,杨运区长多次到医院探望。这一期间,父亲和杨运区长有了更多的接触。杨运区长发现父亲有文化,字写得很好,就想重点培养。父亲伤好后,杨运推荐他到盖平县青年干部学校学习半年,1946年秋天,杨运又让我父亲带领一支队伍,到复县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革命斗争。只可惜,1947117日杨运区长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。

       1950年,“牵马岭兵变”的主要策划者王严飞被人民政府镇压。这一年,父亲参与组建盖平县武装部。一天,他在盖平县城的一个胡同,遇见了“牵马岭兵变”的另一首恶叛乱者关志勇,关志勇向父亲解释说:“那一枪是我打的,但也不是冲你。”父亲说:“现在政府正在抓你,你老实实地跟我去投案自首。”关志勇有意和父亲保持距离,他见父亲态度坚决,撒腿就跑,父亲费尽力气也没有追上他。父亲跑回武装部召集人员,对关志勇进行抓捕,但没抓着。八年后,关志勇被捕,并被人民政府镇压了。

 

“牵马岭兵变”后话

 

       “文革”期间,驻广东的部队曾来人找父亲外调,核实付余兴(付余兴,离休前任营口市第二纺织厂党委副书记。本刊2013年第3期曾刊登他的文章《我用军号传达命令》)是不是当年“牵马岭兵变”带走两支枪的那个杨运警卫员小付。当时,付余兴已是副团职干部,因组织上怀疑他是“小付”,已被限制人身自由,但付余兴不承认自己是杨运的警卫员。来人提供了付余兴的照片,让父亲辨认是不是杨运当年的警卫员,父亲仔细辨认后肯定地说:“不是这个人。”由于来人带有“派性”倾向性,就说:“我们找到了很多人,人家都说是,你怎么就说不是呢?”我父亲说:“杨运的警卫员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,我只知道他姓付,但肯定不是这个人,我可以拿党性担保。”对方见父亲不买账,就说:“你有什么问题也应当如实向组织交代。”这话激怒了父亲,父亲说:“你是来了解他的,还是了解我的?”父亲一气之下,摔门拂袖而去。

       半年后,驻广东的部队再次派人来,但不是上次来的两个人。来人对父亲说:“我们是特意来感谢你的。上次来的两个同志有派性倾向,组织上已严肃地批评了他们。由于你的坚持,也引起了我们组织的重视,我们经过多方努力,终于找到了杨运当年的警卫员,不过他已经死了。我们从他姐姐的口中得知,杨运警卫员小付在‘牵马岭兵变’的第二天,在驻地附近看到了队伍上的几个人,由于认识,那几个人围了上来,说他带着双枪挺威武的,希望把枪借他们看一看,摆弄摆弄,这样就卸下了杨运警卫员的双枪。小付见枪让人家缴了,自己无法回部队了,就跑到姐姐家躲藏。”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。

       那么,为什么有人把当年杨运的警卫员误认为是付余兴呢?原来付余兴小时候是孤儿,曾投靠到今杨运镇八道河村的舅舅家,杨运的警卫员小付也是今杨运镇人,由于他俩后来都当了兵,就被人弄混淆了。不久,付余兴转业了,他回到营口的第一件事,就是来感谢我的父亲,他说:“由于你的坚持,我的冤案得以平反,如果你当时也含糊地认为我就是杨运的警卫员,我就会背上背叛革命的罪名,命能否保住都是个问题……”

作者 凯歌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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